这与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所认为的法律可以独立于历史、文化背景，独立于外部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观点有着惊人的高度一致。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44，173页及以下。[18] 但不知何故，国内一些对加氏哲学诠释学感兴趣的法学学者，很少介绍他的法律诠释学主张，而主要关注他的几个核心概念：理解，前理解，诠释循环，效果历史，视域融合。

它要解决的不是对法律条文作真假解释的问题，而是作更好解释的问题（解释的好坏问题）。[38] 埃塞尔以为，之于法官，他的前理解不仅使理解规范的具体的意义期待成为可能，而且基于由长期的职业经验所积累的前理解，借助诉诸教义式评价前的各种可能的不证自明，在他开始进行学理式法律解释或教义式权衡之前，法官形成关乎其判断的正确性的确信。他说，解释过程注定要解决理解的认识论问题，解释按其任务就是要让某物得以理解。进一步弄清理解的前理解之条件似乎也是重要的。尽管考夫曼对诠释学用心颇多，但他清醒地看到，不能将诠释学的普遍性加以绝对化而自我封闭于其他理论，如分析理论或论证理论，诠释学只是探究世界及法律的诸多可能性之一种。

当然，更为妥当的方式是在此条中增加携带危险品等行为构成，而这又恰恰是一种同类立法处理。……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只适合建议性陪审团。

一些人批评说，韩国陪审员比较感性，没有经过处理法律事务的培训。从2009年7月1日（量刑指南生效的日期）到2010年3月31日，有38个案件根据量刑指南进行陪审团审判。前项辩论结束后，依同一次序就科刑范围进行辩论，原告、被害人或其家属可以就科刑范围进行相关建议。2008年和2009年的实证资料显示，许多预期的变化已经实现。

在多数案件中，陪审团裁决和法院的判决在定罪和量刑方面都一致。观审员、备位观察员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应进行宣誓。

（三）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制 台湾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职业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就观审审判案件的程序而言，观审员只能参与审判程序。举证阶段由检察院负责向法院说明待证事实、举出证据并指出调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该"参考性"陪审团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陪审团的成员并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法官就事实争点向陪审团提问，陪审团就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咨询性陪审团具有独特性，陪审团裁决的效力和效果是公众和学者最关注的部分。如果审判过程中，审判长认为有必要向观审员、备位观审员说明上述事项时，应当进行中间讨论"。韩国陪审制还在实验期，陪审制的成功需要民众对陪审团判决的支持和尊重。法官在审理案件中能真正做到亲近民众，与民众沟通，并听取民众的意见。

在法官和陪审员一起讨论了被告人是否有罪之后，在法官不参加的情况下，陪审员以简单多数原则作出裁决。韩国陪审员和法官也讨论量刑事宜，并上交意见给法官。

观审员从普通民众中选取。在这些案件中，陪审团的量刑建议和量刑指南一致的占35例。

有人强烈呼吁在中国全面引进陪审团。在美国，尽管刑事陪审团平均审理一个案件的时间需要4天，但是仍然有39%的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理。我国大陆正在试验的人民陪审团是中国特色的建议性陪审团，它的优势正在于其非驴非马，其本质是有组织地听取旁听公民的意见，人民陪审团所给出建议的价值不容忽视。根据司法部对2008年和2009年采用陪审制审理案件进行的实证调查显示，陪审团审理的最多的三种犯罪是：谋杀案占27%，抢劫导致身体伤害案占21.4%，性侵犯案占17%。2013年2月18日，司法院院长赖浩敏表示人民观审条例草案经行政院会衔后已送立法院。（一）日本历史上的"参考性"陪审团 日本陪审团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20年，该草案进行了数次修改，在1923年3月21日众议院最终通过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陪审法》并于1928年实施。

对引入陪审制的预期是通过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增强审判制度的民主性、合法性，因此增强民众对司法裁决的信任。日本陪审团制度的这一特征使其与当事人主义的陪审团制度区分开来。

和东亚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不具备容忍陪审团的条件，因为陪审团需要对抗化审判下对案件事实进行生活化处理，认同事实审一次性、宁纵不枉的实体公正理念，这些都是英美诉讼文化特有的特征，而且东亚文化更接受"上面的人"而非其同伴来审判。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在不断增加。

辩论终结即开始终局评议。另一些人声称，普通民众缺乏法律思维、厌讼、以和谐为导向的文化传统可能和陪审制不相容。

审判长应详尽说明案件事实和法律争点，整合各项证据并给予观审员、法官充分讨论案件的机会，并保证观审员在做评议时不受到职业法官及备位观审员的干扰，自主独立地就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发表意见。参加陪审团审判的公诉人和律师在新制度中更加熟练，有经验。该法适用范围相当于死刑、无期徒刑之罪的案件且被告人享有。俄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由陪审团取代人民陪审员审理较复杂的刑事案件。

即使陪审团宣誓后进行了听审，陪审团也不一定会要求作出是否有罪的裁判，因为许多案件中都会指导陪审团作出无罪开释。看来，英美式陪审团在大陆法系传统国家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还有待观察。

从2009年1月1日起到12月31日，申请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是569个，其中159个案件（占27.9%）最终由陪审团审判。1929年日本适用陪审审判的案件有143件，但以后呈逐年减少的趋势，1938年以降，每年陪审的案件数最多不超过4件，《陪审法》最终于1943年4月终止实施。

观审制限于被告所犯最轻本刑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最重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惹人注意的是，相较于量刑指南，法官的判决更接近于陪审团的量刑建议。

（二）韩国的咨询性陪审团制度 韩国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独特的咨询性陪审团制度（consultative jury system）非常引人注目。在战争的形势下，绝大多数超过三十岁的日本男性公民参军了，缺乏陪审员。如果审判长认为恰当，也可由观审员直接进行询问"。1936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法学家泷川幸辰（Yukitoki Takigawa） 认为，日本的陪审团是无力的，根据陪审团法的规定民众参与陪审仅仅是一种形式。

但由于《陪审法》自身存在的缺失及本国文化特征对国民接受程度的影响，日本陪审制度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在过去的25年左右，虽然一系列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并倾向于表明英美法系陪审制度的作用受到不公平的责难，但是陪审制度生存下来的原因在核心层面上很简单，即本身的经验指导他们是很好的伸张正义和为法律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机构。

在2008年和2009年的案件中，法官同意陪审团裁决并采纳其意见作为正式判决的占90.6%。泷川幸辰强调，日本陪审团权力太有限是该制度缺乏普及性的主要理由。

司法院为落实上述结论，于2011年8月初组成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研究制定委员会，进行《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的研制，并先后召开11次会议对制定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进行探讨。日本的"参考性"陪审团在实施之初受到了普通公众和职业律师的支持。